本地大學生怎樣看抑鬱症

Ms. Kit Lau

世界衞生組織指出抑鬱症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,於2020年躍升為全球第二大慢性病,並將會在2030年上升為全球疾病負擔的第一主要原因。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5年公布的《香港精神健康調查2010-2013》指出,本港約有100萬人出現焦慮、抑鬱等精神問題,但只有26%患者曾在過去一年接受過精神健康服務。此外,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於2017年的調查指出,年紀較小的市民精神健康相對較差,15至24歲組別中超越健康警界線的人數為46.9%,而65歲或以上組別人士則為26.1%,相差接近一倍。

人生的早期階段是預防精神病的重要時機。有半數成年患者在青少年時已開始出現病徵,因此,家人一旦發現青少年出現精神困擾,應盡早鼓勵他們求醫。但研究指出,大學生往往因為社會對精神病的污名化而不願意求醫,錯過接受治療的最佳時機(Crowe, A., Averett, P., & Glass, J. S., 2016)。有鑑於抑鬱症愈來愈普遍,而年輕人患上的風險較高,了解他們對抑鬱症的態度,從而提高及早發現和治療抑鬱症的機會是重要的。

 

兩種污名化

污名化是一種負面的態度、羞恥、不認同的標誌,但這些看法未必是事實。例如認為患有抑鬱症的人是懦弱、不可預測且難以溝通的,因而導致患有抑鬱症的人被戴上負面的標籤,在社會上遭拒絕和排擠,以及令人們面對抑鬱症病人時會產生不利的情緒。

污名化主要分為兩類。個人污名化是指個人對某疾病的污名化,例如小明認為抑鬱症是個人軟弱的表現;而感知污名化是指個人認為大多數人會如何看待和評價某疾病,例如小明認為大部分的朋友都會覺得抑鬱症是個人軟弱的表現。

Clement及其研究團隊(2015)指出污名化亦會影響一個人在懷疑患上精神病時尋求幫助的意願。年輕人往往因為擔心朋輩、家人及社會等負面評價和評論而忽略或隱瞞症狀,導致延遲治療。這樣會增加災難性後果,如吸毒、酗酒、自殘、自殺或殺人等出現的風險。

外國的研究亦發現,大學生的感知污名化比個人污名化高(Davies, et al., 2016),反映大學生對公眾如何看待精神病患者持有較負面的態度。

有見及此,我們在2017年對797名本地大學生進行有關抑鬱症個人污名化及感知污名化的調查。調查中發現性別、就讀年級、就讀課程中有否包含精神健康內容,均會影響本地大學生對抑鬱症污名化的態度。調查結果顯示,本港大學生的抑鬱症感知污名化明顯高於個人污名化,反映出他們對公眾如何看待抑鬱症持有較負面的態度,這與外國的研究結果相符。

 

誤解和偏見

在調查當中,男性、就讀較低年級的本地大學生,他們都有較高的抑鬱症個人污名化及感知污名化。本地大學生中的男性污名化比女性為高,Yang及其研究團隊在2020中的研究亦指出,因男性對精神病的認知較低,同時因男性的角色規範而視患上抑鬱症的人為軟弱、缺乏自我控制及獨立的指標。因此,男性不太可能將抑鬱症視之為精神疾病,而更傾向將其視為人格弱點,從而導致他們對抑鬱症產生誤解和偏見,並增加了對抑鬱症的污名化。

至於就讀較低年級的大學生有較高的個人污名化,可能是由於有關精神健康的內容少在低年級中教授,令他們較少機會獲得更多精神健康知識。在巴基斯坦(Khan, et al., 2016)和斯里蘭卡(Herath., 2015)的研究結果亦發現,教育程度較低可能會影響對精神病污名化的態度,由此可見,教育對污名化的影響不容忽視。

受訪的本地大學生在就讀課程中包含精神健康內容,他們的抑鬱症感知污名化較高,他們認為大多數人接受精神健康教育的機會相對他們少,因此,覺得大眾對抑鬱症的評價較負面。相反,就讀課程中沒有包含精神健康內容的大學生,他們對抑鬱症的認知較低,而導致個人污名化較高。總括而言,精神健康教育是一項影響抑鬱症污名化的重要因素。

推行精神健康教育時針對抑鬱症污名化較高的群組,例如在大學生入學時提供有關精神健康教育,大有可能減少他們對精神病的負面評價和評論,提高及早發現和治療的機會。

精神健康教育的內容,除了推廣減少壓力、增強抗逆力和解難能力外,更可以加入有關精神病的知識,例如精神病的成因、徵狀及治療精神病的療法等,並清楚明確地指出誤解。

 

教育增認知

此外,精神健康教育除了以講座形式進行外,亦可加入與病者或康復者接觸交流的機會。Hirsch及其研究團隊(2019)指出學生可透過包含精神健康課程,接觸曾患精神病的人,根據真實的精神病患者情景進行角色扮演,使他們更了解精神病患者,減少他們對精神病的污名化。例如「米青年」精神健康大使計劃是由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等多個機構合辦,旨在提升青少年對精神健康的認知。

透過有關抑鬱症的教育,參與活動與精神病康復人士交流,相信可以有效減少大學生對抑鬱症的誤解及污名化,增加接受合適治療的機會,同時亦可加強社會對抑鬱症病人的支持及接納。